我和小说家张恨水仅有的一次相遇，是在山城重庆的一个空袭之夜，那已是抗日战争的第三年。由于偶然的机会和友人邓君友金同在《新民晚报》社的防空洞里躲警报，邓是报社创办人之一的邓女士的令弟。正是在防空洞内我听见一个人大声讲话，一些人围着他，我随即明白讲话的是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先生。我没有被介绍，也终于没有和他相识。但我读他的书却是很早的少年时代。有三本书是我的启蒙读物，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君朔亦即伍光建译的《侠隐记》，还有就是冰心老人的《寄小读者》。前二种是远在北京的姨母寄来的，《春明外史》还是晨报社排印初刊本，这一本若保存到今天应是极珍贵的版本。我常想在今天谁想要领略旧北京的景物最好读《春明外史》，正如今日的西湖已非昔，但它还存留在俞平伯先生的《湖楼小撷》以及《癸酉年南归日记》诸篇里。科学和现代化带来了便利，但也泄漏了风光，西湖不再是西子的西湖了，旧京亦然，谁复记得宣南旧事。
《春明外史》写北洋政府时代旧北京的报人，还有一些大学生。有为作者所熟知，也有是摭拾传闻凑成情节。小说的主人物杨杏园是作者理想化的感伤的文人。小说有一处写杨杏园和结识未久的一个青年女子在公园中相遇，这是典型的二十年代男女交际的场景，那一种矜持，有礼，可是双方的谈话实际上都在探测对方的心事。后来作者把这一恋情写成悲剧的结局。一切都那么体贴那一时代的气氛和社会风习，这是张恨水的成功之处。随后另一部影响更大的《啼笑姻缘》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差不多早晨报纸送到时，全家都争着先看小说当天这一段。由于种种原因，《啼笑姻缘》几乎无人不知，而《春明外史》差不多被湮没了。原因很简单，时间的流逝能使一部作品被人们遗忘，但也可以使它的声誉经久不衰。张恨水是处于章回小说终结的时代，是在他手里使这一小说体裁保持了一段生命。他多写上层社会的人物，如国务总理，外交官吏之类，这恰好适合他的中产阶级阶层的读者，就像做白日梦一样让他们感到愉悦，所以《啼笑姻缘》尽管有残暴的场面，但令人羡慕的郎才女貌的男女主人公还是得到了圆满的结局。中产阶级读者需要娱乐和心灵的慰安，张恨水小说恰好满足了这个市场需要。
问题又发生在这里，即张恨水写章回式小说，是在五四文学运动之后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的白话小说这一客观的环境中，有着良好的旧文学修养，同时又有着报人的敏锐的感觉，张恨水不能不意识到这一切，但退路已没有，他把一些新文学人物影射地写在小说里，但他不能改弦易辙。可是我认为他是有着艺术良知的小说家，使我这样说的是因为我想起他写的一部非章回式的中篇小说《平沪通车》。最初刊载在《旅行杂志》上，后来印成单行本。三十年代从北京到上海有所谓平沪通车，它有最豪华的蓝钢车，有设备精良的卧铺和餐车。故事就发生在这车上。一个实际上以色相勾引男人的高级女窃贼。她很快就在餐车上找到了她的捕猎物，一个意志薄弱不能抵御诱惑的上流社会男人。小说只在有风趣的谈话中进行，接着开始有轻佻和调情，女的把他认作是她的表叔。英国小说家毛姆也写同样题材的短篇，极富悬念，艺术手法高超，张恨水又是另一种写法，一度温存，当列车到达目的地时，男的发现枕边人已不见，当然他的钱财也不翼而飞。旧式笔记小说屡见的这类“仙人跳”题材，让作者披上新的外衣，真可谓旧瓶装新酒，故事只在二三十小时短短的单短车中发生和结束，作为一种变种的小说体裁，因为它既不是章回小说，也不是新文学作品，但它成功了，可供读者在旅行中消遣，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家不屑于从牟利目的出发而写作，而章回小说家的张恨水却具有商业意识，因为明清以来的章回小说从来就是因商业目的应运而生。这对张恨水并没有不好，因为《平沪通车》是过去数十年间产生的难得的好作品。如果《春明外史》和《啼笑姻缘》今天都找不到更多读者，我认为前者是比后者更具有供怀旧者温读的书，这样，读者或不妨一读《平沪通车》，看看是否还能引起趣味。时间对于作家和作品都太严酷了，但愿我对于张恨水作品这样的看重并非只是出于我个人的怀旧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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